这张未标注日期和地点的照片显示，以空军战机飞往伊朗上空执行打击任务

文/李赟

编辑/吴美娜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月1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在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涉伊朗言论时说，已摧毁近10部美国先进雷达，伊朗防御系统还击落大量昂贵的无人机。他表示，战场形势和战争结束的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手中。

　　自2月28日以来，这场由美国和以色列联合空袭伊朗引发的激烈对抗已持续多日，伊朗以持续不断的导弹与无人机饱和攻击，挑战号称拥有全球最先进防空系统的美以。这场冲突并非孤例，它可能是战争史上，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弱者”对抗“强者”的经典非对称作战的最新实战案例。

　　从阿富汗群山中的塔利班，到红海之滨的胡塞武装，再到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实力悬殊的对抗一次次证明，在特定条件下，“四两”确能拨动“千斤”。

战争史上的以弱胜强

　　非对称作战的思想与实践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宝库中早已蕴含丰富的非对称作战智慧。《孙子兵法》“上兵伐谋”“避实而击虚”“以正合，以奇胜”等，都强调避开敌军强点、攻击其弱点的非对称谋略。战国时期的“围魏救赵”，齐军“攻其所必救”，通过攻击敌方战略重心而非在敌预设战场硬拼，实现了力量的有效转化；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吴蜀联军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攻击对手弱项，从而实现以少胜多；东晋时的“淝水之战”，东晋军先诱敌“半渡而击”，而后攻心为上，利用敌军指挥混乱、士气不坚的弱点，以奇谋和精锐突击取得最终胜利。

　　西方战争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在坎尼之战中，迦太基军队通过巧妙的阵型设计与兵种协同，将数量劣势转化为局部优势，彻底歼灭了兵力两倍于自己的罗马大军；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希腊城邦联军将战场预设在能够极大限制波斯大型战舰数量优势和机动能力的萨拉米斯海峡，利用己方船只小和灵活机动的优势，在狭小水域内穿插攻击，大败波斯舰队，一举扭转希波战争局势。

　　现代“非对称作战”（Asymmetric Warfare）作为规范军事术语，由美军于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提出。1991年11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其首版《联合作战纲要》中首次引入该概念，其初衷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享有单极霸权优势的背景下，探索如何最大化发挥其超强军事力量，以强击弱、以主动制被动，用最小代价快速赢得战争。此后，美军在冷战结束以来发动的对外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均致力于实践这一理念。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进入21世纪后，这一最初为“强者”设计的理论，最终却被“弱者”娴熟地运用。从阿富汗的群山到加沙的地道，从红海的波涛到波斯湾的夜空，弱势一方的非对称作战以其惊人的效能，打破了强敌“速战速决”的预期，不断颠覆着强势方对于战争的预先设计。

2026 年 3 月 4 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革命广场，民众集会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五个鲜明特点

　　非对称作战的核心在于避开对手的优势领域，在其薄弱环节集中发力，从而实现力量的有效转化。纵观近年来弱势方抗衡强势方的非对称作战方式，主要呈现以下五个鲜明特点：

　　一是目标选择上强调政治与心理优先。弱势方由于无法在军事上彻底歼灭强敌，因此其攻击目标常超越纯军事范畴，直指对手的政治意志、社会心理和经济命脉。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在极短时间内向以色列倾泻超过5000枚火箭弹，其大规模突袭行动不仅有效冲击了以色列的军事防线，更彻底击碎了其本土“绝对安全”的神话。同样，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美以商船、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举措等，直指航道和石油安全等问题，其重要目的就是从经济层面向美以及其盟友施压。这种攻击旨在动摇对手的战争决心，制造对方难以承受的政治和社会成本。

　　二是追求极致的成本交换比。这是当代非对称作战最显著的特征。弱势方利用低成本、可大量消耗的武器系统，攻击或迫使对手消耗其昂贵的高技术装备，从而实现“让对手破产”的战略目的。胡塞武装使用的自杀式无人机单价仅数千至数万美元，反舰导弹造价约2万美元，而美军用于拦截的“标准-6”防空导弹单枚成本高达400万至450万美元，“爱国者”拦截弹也需数百万美元。这种高达1：200甚至1：400的成本差，使得防御方陷入“金砖拍蚊子”的困境。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模拟显示，胡塞武装每消耗1亿美元军费可迫使美军支出47亿美元防御成本。在“真实承诺-4”行动中，伊朗同样采用“无人机蜂群消耗+高性能导弹突防”的组合，利用廉价的无人机诱骗和消耗敌方昂贵的拦截弹，为后续的高超声速导弹等高端打击手段开辟通道。

　　三是体系破击与节点打击。弱势方不再追求歼灭敌方有生力量，而是聚焦瘫痪或削弱对手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如指挥中枢、预警系统、后勤枢纽和高价值战略资产。伊朗的一些打击精确瞄准以色列国防部、总参谋部等军政中枢、本·古里安机场跑道以及美军在中东的预警雷达和“萨德”反导系统。这种“点穴式”打击，旨在以最小代价换取对手体系功能的最大失能。

　　四是组织形态的去中心化与韧性。为应对强敌的“斩首”打击和体系性压制，弱势方普遍采用分布式、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提升生存能力和持续作战韧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构建了被称为“马赛克防御”的体系，将全国划分为数十个拥有独立指挥权和火力单元的自治作战单元。即使中央指挥部遭摧毁，省级单位仍能依据预设方案自主发起反击。这种结构使得美以的精准打击难以达成瘫痪伊朗反击能力的目标。阿富汗塔利班和哈马斯常常依托复杂的地形（山地、地道）和社会网络（部落、社区），化整为零，采用游击战术，让拥有绝对火力优势的美军和以军陷入“找不到、打不着、清不完”的泥潭。

　　五是战术创新与民用技术转化。弱势方积极利用商业现货（COTS）技术和开源工具，实现“技术平权”，以创新战术弥补装备代差。胡塞武装广泛利用商业卫星通信、加密App和民用船舶的AIS信号进行指挥协调与战术欺骗。哈马斯在“阿克萨洪水”行动中，综合运用火箭弹饱和攻击、无人机协同、快艇突袭甚至动力滑翔伞渗透等多种手段，展现出高度的战术策划与协同能力。乌克兰将商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AI）目标识别、开源自动驾驶系统结合，打造低成本、高精度的远程打击体系。这些创新使得传统军事强国的许多技术优势被抵消或绕过。

2026 年 2 月 28 日 晚，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区传出巨大爆炸声，有建筑物冒出火光

弱势方为何能“逆袭”

　　弱势方之所以能在非对称对抗中取得优势甚至胜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战略耐心与本土优势。弱势方通常是在本土或邻近区域作战，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塔利班扎根于阿富汗的部落社会和复杂山地，熟悉每一寸土地，并能从民众中获得情报、兵源支持和庇护。有分析指出，美军虽能推翻政权，却无法根除其社会基础，最终在长达20年的消耗中，美国因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战略重心转移而被迫撤离。阿富汗塔利班秉持“只要不被消灭就是胜利”的持久战理念，而美军则背负着“不能全胜即是失败”的沉重包袱。这种战略耐心的不对称，成为决定长期冲突结局的关键。

　　二是技术扩散与“成本制胜”逻辑。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过去只有大国才能掌握的部分军事技术（如卫星导航、商用无人机、开源软件）得以扩散。弱势方可以廉价获取并改造这些技术，形成一定的战斗力。他们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对高价目标构成威胁。战争的“经济学”由此被重新定义：胜利不再单纯属于技术更先进的一方，还要看谁更能承受消耗和更善于进行成本管理。当防御一枚导弹的成本是攻击成本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时，持续的饱和攻击足以拖垮富裕国家的国防预算。

　　三是对手的战略误判与体系僵化。军事强国往往过于依赖其高技术装备和线性作战思维，容易陷入“唯武器论”和“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在阿富汗，美军初期依靠精确制导武器和特种部队快速推翻塔利班政权，却严重低估了后续治安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其扶持的喀布尔政府不得民心，最终导致战略失败。在应对哈马斯“阿克萨洪水”行动时，以色列对“铁穹”系统过度自信以及对边境防线“不可突破”的误判，导致灾难性的情报和防御失败。强国的军事体系是为应对对称性威胁而构建，其决策流程、装备采购和战术条令在面对高度灵活、非传统的游击战、消耗战时，常常显得笨重、迟缓且成本高昂。

　　四是混合战争与多域联动。现代非对称作战早已超越单纯的军事对抗，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信息、认知等多域混合的“全频谱”冲突。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既是军事袭扰，也是经济战（抬高航运成本）、心理战（发布攻击视频）和法律战（宣称打击与以色列关联船只）。伊朗通过“抵抗之弧”在多条战线联动策应，给强敌制造多线作战、首尾难顾的战略压力。这种混合战争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弱势方的博弈空间，使其能够在自身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开辟战场。

　　五是道义叙事与舆论动员。弱势方通过构建“反抗压迫”“捍卫家园”的叙事，争取国内民众支持和国际舆论同情。塔利班以“驱逐外国占领者”为旗帜；哈马斯将行动命名为“阿克萨洪水”，与宗教圣地挂钩；伊朗则强调其行动是对美以“侵略”的“对等回应”。这种叙事能够有效凝聚内部力量，并在国际社会分化对手的联盟，增加对方军事行动的政治和道德成本。

走向智能化、分布式和融合化

　　当前，非对称作战正朝着更加智能化、分布式和融合化的方向发展，弱势方与强势方的博弈将进入新阶段。

　　智能化与自主化作战成为关键。人工智能将在目标识别、任务规划、集群协同和自主决策中扮演核心角色。未来，弱势方的无人机蜂群、无人艇集群将具备更高的自主协同能力和自适应能力，能够根据战场态势动态调整战术，进一步压缩防御方的反应时间。算法的优势可能部分抵消装备的性能差距。

　　无人机集群作战成为主流形态。低成本、可消耗的无人机、无人艇、无人地面车辆组成的异构集群，将成为非对称作战的主力。它们执行侦察、监视、电子干扰、自杀式攻击等多种任务，以“蜂群”战术实施饱和攻击。胡塞武装的无人机袭船战、伊朗的无人机蜂群消耗战，都预示了这一趋势。防御此类集群攻击，将成为强国军队面临的严峻挑战。

　　高超声速武器改变了攻防规则。伊朗“法塔赫”系列高超声速导弹在“真实承诺-4”行动中的成功运用，标志着非对称方也具备了“矛”的尖端突破能力。其极高的速度（末端10-15马赫）和机动变轨能力，使现有反导系统的拦截成功率大幅下降。高超声速武器的扩散，将迫使防御方投入巨资发展新一代拦截技术，如激光、高功率微波等定向能武器，但攻防成本的不对称性可能进一步加剧。

　　跨域融合与混合战争常态化。未来的冲突将更加模糊军事与非军事、战时与平时的界限。网络攻击、金融制裁、认知域信息战将与传统军事行动深度融合。弱势方将更系统地利用全球供应链、金融网络和信息平台，对强势方发起多维度、持续性的袭扰。战争形态将从阶段性冲突转向持久竞争。

　　防御方的反制与演进。面对非对称挑战，强国也在寻求反制。发展低成本拦截系统、激光武器、电子战软杀伤手段，以应对无人机蜂群；推动作战概念革新，如“马赛克战”，提升己方体系的韧性和适应性；加强情报、监视与侦察（ISR）能力，力求提前发现和摧毁威胁。然而，防御永远比攻击更被动、成本更高，这场“矛与盾”的竞赛将长期持续。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